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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考试作弊及其防治

  一、考试作弊——对公正的蓄意挑战

  考试与作弊几乎是相伴相生。而有作弊就有反作弊,教育考试的历史可谓是一个作弊与反作弊交替进行的历史演进过程,不能指望有完结的一天。但是,人类对考试作弊不能不防、不能不治。人类之所以要反对考试作弊,坚持不懈地与考试作弊作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弊是对考试公正的蓄意挑战。

  考试作弊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运用正当手段凭实力参与考试这种形式的竞争,而是通过弄虚作假不择手段地达到考试取胜的目的。因此说作弊是对考试(包括教育考试)的蓄意挑战。

  考试是一种公共竞争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人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竞争的结果。“采用考试选才便是采用公平竞争和手段。由于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境,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认为是可以客观公正地选取优秀人才的公正尺度。”

  考试原本是搭建一个凭实力竞争、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公正舞台,作弊则试图凭投机取巧或其他不正当的途径进入优秀人才行列。这样一来,考试这个舞台就不再是真正凭实力竞争、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公正舞台,所选拔的人才是滥竽充数、鱼龙混杂的,这个舞台也就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作弊表面上是逃避凭实力竞争,实质上是对考试公正的挑战,是用作弊这把大刀砍公正这个考试舞台的台柱子。
考试作弊是以与考试公正对立面的形式存在的,是与考试公正成反比存在的。考试作弊一旦横行于世,考试公正就不存在了,考试的公信力也就没有了。

  考试作弊是一种蓄意的挑战,是有意地以身试法、以身斗法。这与考试中的违纪、过失、渎职等不完全相同。违纪、过失和渎职通常是无意所为,作弊则是明知违规而为之,并试图逃避发现和检查。违纪、过失和渎职也会对考试造成危害和不良影响,但它不能说是一种邪恶,不会在道义上受到谴责。作弊不同,它是一种邪恶,无论大小,都具有相同的恶性,就像偷盗一样,即便只是偷了别人的一根针,也不能改变它的恶性。

  之所以要特别重视作弊问题,是因为作弊这种对教育考试的蓄意挑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首先,作弊破坏教育考试的正常秩序。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考试应该是根据教育考试规范进行的考试。作弊形形色色,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作弊都是对教育考试规范的有意违犯或破坏。人们之所以用“作弊”这个贬义词指称作弊的行为,也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恶意地违犯了某种教育考试规范。如果作弊者甚多且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考试的规范就会遭到破坏,考试的公正就会被践踏,考试的秩序就无法维持,教育考试也就无法存在下去。有考试经验的人都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考场的考生在考试过程中交头接耳、相互传递和核对答案,这个考场的考试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其次,作弊破坏教育考试的公信度,影响教育考试的公正形象。作弊的后果不仅会影响一场教育考试的信度,而且会影响整个教育考试的信度。一次考试有一人作弊成功,就会对这次考试的公正产生影响,如果众多的人作弊成功,这次考试就没有公正可言。而这样的作弊丑闻一旦曝光,人们就不仅不相信这次考试,而且会怀疑整个教育考试,怀疑教育考试机构,教育考试机构及其考试的公信度就会下降,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2007年安徽砀山县高考前取消了585名各类违规报名人员的高考资格,开考后竟还有703名考生缺考。这些缺考生大多都是慑于该县在得到举报后采取了紧急措施而不敢参加考试的“枪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些替考者的作弊得逞,砀山县2007年的普通高考还有公正可言吗?更严重的是,当人们连续得知安徽省砀山县“枪手 ”事件、河南省郸城县“替考”黑幕后,公众对我国普通高考和教育考试的公正性还有信心吗?

  再次,作弊影响社会风气和毒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灵。教育考试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到青少年成长的敏感领域。教育考试作弊不是发生在社会之外,而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比如某个孩子通过作弊进入了一所好大学,可能他邻居成绩好的孩子上不了好大学,不难想象他邻居的孩子和全家乃至亲戚六眷都会因此而愤愤不平。如果这个家族再有孩子上学,他们就不会那么傻地让孩子去用功增强实力,而会想方法找门路或精心准备作弊。作弊能够成功,那就意味着不凭实力、不通过正当途径就可以获得和占有社会紧缺的资源和机会。这无疑是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一种错误的导向。久而久之 ,人们就不再愿意吃苦,不愿意下功夫,而投机取巧、投机钻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风就会兴盛起来,社会就可能不再会是和平和安宁的家园,相反会成为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战场。教育考试作弊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就是这么现实和直接。就我国而言,每年参加各类教育考试 (包括统一考试以外的教育考试)多达数亿人次,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次作弊,就足以使我国社会成为一个空气污浊肮脏的社会。可见,教育考试作弊的消极社会影响是极其广泛而严重的。

  作弊既然是对教育考试公正的蓄意挑战,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的腐蚀剂,那么为了捍卫教育考试公正,净化社会风气,必须旗帜鲜明地与作弊作斗争,必须坚决地惩罚作弊,必须有效地防范作弊。

  二、作弊即作恶

  哲学家对恶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将恶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形而上学的恶、物理的恶和道德的恶。形而上学的恶指的是世界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物理的恶主要是指生理上的痛苦;道德的恶就是罪。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恶是必然的,而物理的和道德的恶并不是必然的。日本著名伦理学家丸山敏雄把恶 (他称为“罪” )分为八种:违约罪恶、懒惰罪、私情罪、隐匿罪、欺骗罪、困扰人的罪、乱性罪、关于物质的罪。我国学者李建华则将恶分为四类,即物欲型罪恶、权欲型罪恶、情欲型罪恶和名欲型罪恶。显然 ,丸山敏雄和李建华所指的恶,是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道德的恶。不管哲学家对恶的类型有什么不同的分法 ,有两种恶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一种是自然之恶,如疾病、痛苦、贫困、饥饿等;另一种是人为之恶或道德上的恶,如盗窃、贪污、谋杀、说谎等。“人为的恶”一般被称为“邪恶”或“罪恶”,就是说,这种恶不是正的,而是邪的,是一种罪行。人为之恶有两个要件:一是损害他人或社会的;二是人有意所为的。正因为如此,人为之恶通常被称为“作恶”,即人们有意地去做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或者说人们有意做的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自然之恶可能是损害人类或社会的,而且也常常本身是人为之恶的结果,但它们本身通常不是人们有意所为的,因此对自然的恶我们不能称之为作恶。

  教育考试作弊是一种恶,而且不是自然之恶,而是人为之恶,是一种作恶,或者说是一种作恶类型:考试作弊之恶。作弊即作恶,这个论断是能够成立的。因为教育考试作弊具备了作恶的两个基本要件,即损害他人、社会与有意所为。

  首先,它是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或者说是损人利己的行为。作弊有两种基本情况:为自己或亲属作弊;为他人作弊。为自己作弊的人(包括为了亲属作弊的人)是为了自己或亲属获得理想的考试成绩,从而得到这种成绩可能带来的机会或资源;为他人作弊的人是为了通过帮助别人获得理想成绩而得到好处,如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社会资源。任何教育考试作弊 ,无论作弊者是为自己作弊,还是为他人作弊,从动机和意图来看,都是想通过不正当或不道德甚至违法的途径和手段达到获得社会紧缺资源的目的。试图通过不道德的甚至犯法的途径和手段获得社会紧缺资源,就是变相地抢劫或盗窃别人应得的资源,就是说教育考试者作弊的目的和意图是恶的。另一方面,任何考试作弊,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作弊成功不言而喻就是变相地抢劫或盗窃了别人应得的资源,作弊不成功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已经这样去做了,属于变相地抢劫或盗窃了别人应得的资源未遂。而且不论作弊成功与否,都会践踏教育考试公正和社会公正,损害教育考试和教育考试机构的声誉,败坏社会风气和毒害人们心灵。

  其次,它是有意所为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教育考试作弊都是蓄意所为。它与教育考试违纪、过失、甚至渎职不同,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有动机、有意图、有目的的 ,行为者是完全能够估计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及其影响的。同时,这种行为也是完全自愿的,因为任何一场考试尽管可能管理不到位,但没有允许作弊的,作弊者作弊纯属个人的自主、有意行为,没有任何强迫的意味和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考试作弊纯属作弊者的人为之恶。   考试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存在着正当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教育考试成绩是正当的,那么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教育成绩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正当方式就是在遵守教育考试的规定和程序的前提下诚实地凭实力参考,不是这样参考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的。作弊就不是这样参考的行为,所以它是不正当的行为。

  尽管作弊即作恶,但人们对教育考试作恶与其他的作恶的态度很不一样。人们往往对考试作弊抱同情心,甚至根本不把它作为恶。这是一个令人长期迷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也许与我国自古以来的推崇读书的文化传统有关。一些人就觉得考试作弊者的愿望是好的,他们作弊是好学上进的表现,这种行为虽然不妥,但似乎不能看作像偷盗、抢劫那样邪恶。一些人把一些考试作弊看作是作弊者无奈,觉得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有一些年长的人士甚至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容易,压力太大,比他们年轻时难多了。想读书、读书愿望强烈,这确实是好事,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大也是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为教育考试作弊辩护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否认教育考试作弊是作恶的根据。想读书的愿望人人都强烈,所有的年轻人都压力大,如果考试作弊者值得同情,那么谁去同情那些因为别人作弊而被剥夺了学习机会的人呢?两种情况相比较,因他人作弊而被剥夺读书机会的无辜者更值得同情,而要同情他们,就得惩罚那些作弊者,就要把作弊视为作恶而使其成为过街的老鼠,无藏身之地。

  三、考试作弊的新态势及其原因分析

  考试作弊不是今天才有,古代也有,不只是中国有,国外也有。2005年9月28日,天津发现一套完整的清朝道光年间考试作弊工具,即火柴盒大小的作弊卷本。这套作弊工具共9卷本,均长 4.5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每卷本内约有10余篇文章,共10多万字,并配有一双可藏匿卷本于鞋内底层的加厚底男布鞋。让人称奇的是卷本内文字约有1毫米见方,通过牛角刻版印刷而成,可见当时作弊手段高超,并形成规模。据《环球时报》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商贸学院副教授鲍里斯-博拉廖夫近日用他收集到的学生考试作弊工具办了一个展览,展台上展示的陈列品一共有300多件。在这些陈列品中,有后跟掏空的女式凉鞋,有空心胶囊 ,有去了底的一次性打火机,有里面掏空的计算器和抽去烟丝的香烟,有扑粉盒和口红软筒等,这些都成了学生们携带小抄的秘密藏所。还有橙子,看上去很鲜亮,可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 ,原来里面的瓤通过一个小孔已被刮得干干净净,结果成了一个天然的“集装箱”。还有一种拉开来有4米多长的结构极其简单的“手风琴”。教育考试作弊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的形式,而且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防范的加强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道”和“魔”两者此消彼长,不断地斗智斗勇。

  教育考试作弊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它的类型或形式。从作弊的主体看,可以划为分自己作弊和替人作弊。这在前面已有说明,自己作弊就是自己为自己作弊,如考试中常见的“夹带”“抄袭”等就是属于这种类型。替人作弊就是非应试者帮助参考的某人作弊,最典型的就是各种教育考试中的“枪手”, 2007年河南省郸城县替考黑幕中主角 ———郸城县第二高中的副校长赵振华也是替人作弊,所替的人是他的女儿。随着对考试作弊的打击力度加大,替人作弊的情形越来越复杂,有的作弊经过多道周转才完成。

  从作弊的人数看 ,可以划分为单人作弊和团伙作弊。单人作弊的作弊者是一个人,一般情况下这个人就是应试者本人,如夹带者、抄袭者,但也可能不是应试者本人,如有的父母托人给自己的子女改动分数,而子女并不知情。团伙作弊是两个人以上共同作弊,最常见的是“枪手”“雷同卷”,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共同作弊。也有很多新的复杂的形式,比较常见是考试工作者与考生或家长合伙作弊、作弊团伙协同作弊,最引人注目的是给考试作弊提供 “一条龙”服务,只要考生出足够多的钱,作弊者可以把所有的关节搞定,满足考生各种作弊的要求。

  从作弊的手段看,可以划分为传统方式作弊和科技方式作弊。传统方式作弊,就是使用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方式作弊,最常见的就是夹带、抄袭、替考等。之所以说这种方式是传统方式,是因为这种方式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存在。科技方式作弊,就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弊 ,比较典型的有用手机传递答案、用无线电设备发射答案等。这种方式在我国是近几年伴随着手机等通讯工具发展而出现的,发展态势很猛,科技含量高,且花样不断翻新,令人防不胜防。

  从我国的情况看,教育考试作弊日益严重,除了传统作弊形式继续发挥作用之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呈现出新的态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化”。

  第一,科技化作弊。教育考试作弊越来越科技化,特别是运用通讯工具作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作弊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例如,湖北省普通高考中利用通讯工具作弊与其他形式作弊的比例由2004年的24%上升到2006年的 64%,4年内利用通讯工具作弊的比例上升了2.7倍。出现了许多新的科技化作弊工具,除普通手机外,还有无线隐形耳机(耳麦)、防屏蔽隐形耳机、对讲机、作弊眼镜、“隐形笔”、“圆珠笔”、“小抄器”等工具,还有暗藏耳机的背心、钱包、皮带等。据报道,这几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每次考试结束后,作弊考生到医院排队请医生从耳朵中取出自己拿不出来的耳麦的人大有所在。而且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形式不断变化。生产作弊工具的厂家到处做广告,考场周边四处有人推销,想作弊者随处可以买到作弊工具。据说,现在有一些厂家一方面生产作弊工具,一方面生产反作弊工具,并且交替更新,待新的反作弊工具生产出来,作弊工具又被更新。如此不断循环往复,既赚作弊考生的钱,又赚考试单位的钱,而且通过牵着两方的鼻子走而可以不断地赚下去。

  第二,团伙化作弊。团伙化也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作弊趋向。由于近几年不断加强考场管理,考生自己单个人在考场作弊越来越容易被发现,而且效果也不好,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集体作弊。以这种方式作弊一般都有明确分工,有的人负责在考前或考中弄到试题,有的人负责在弄到试题之后很快做出来,有的人负责将试题答案传送给考生手中。因此,以这种形式作弊的人数较多,不仅参与作弊的人多,作弊的考生也很多,否则就会成本太高,赚不了钱。

  第三,市场化作弊。作弊团伙化是与作弊市场化、产业化相互关联的。由于近几年作弊的需求旺盛,而且反作弊的措施越来越有力,因而出现了明显的作弊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走向,而且这种走向与作弊科技化结合起来。作弊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初期主要是提供“枪手”,如在大学校园到处可见枪手公司的广告,包括聘请“枪手”的广告或招揽生意的广告等。经过几年的发展,“枪手作弊”被认为是“作弊产业”的初级形式,现在出现了一种专门提供答案的作弊产业链,分别提供考前答案和考中答案,两种“产品”的价格不同。

  在教育考试作弊之风愈演愈烈并出现新的态势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据笔者初步分析,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人们的贪欲恶性膨胀。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有些人的贪欲恶性膨胀,觉得占有得越多越好,没有限度,没有止境,像发疯的机器,人成为贪欲的奴隶。贪欲恶性膨胀最为严重的表现是那些为了占有更多的金钱而贪污受贿、为了占有更多财富而利用手中权力“寻租”、为了获得权力而弄虚作假和跑官买官、为了获得名誉地位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腐败问题,而更为常见的表现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获得更多金钱、财富、权力、名誉、地位等社会有限资源而干的一些诸如以权谋私、 “假冒伪劣”、坑蒙拐欺之类的勾当。由于教育考试是获得金钱、财富、权力、名誉、地位等社会有限资源的重要入口或阶梯,因而也成为人们贪欲的对象。在一些人感觉到没有能力获得理想的考试成绩时,他们就开始琢磨怎样通过违规的途径获得理想的考试成绩,并想方设法付诸行动。他们可能自己单个人行动,也可能因为单个人行动达不到目的或危险而求助于他人。另一方面,有些人看到有人想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得理想的考试成绩时,在利欲的驱动下,不顾人间礼义廉耻,投作弊者之所好,为其提供帮助。于是教育考试作弊的买方和卖方都具备了,教育考试作弊的地下交易市场也就形成了。人们好学上进 ,这是好的,值得鼓励,但是这种上进心一旦转变成了贪欲,那就有可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干一些违规犯法的勾当,教育考试作弊就是在发生了这种转变后发生的。笔者认为,贪欲恶性膨胀是当前教育考试作弊猖獗的总根源。

  二是人们望子成龙心切。在我国教育考试作弊中,家长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背着子女为其作弊。在子女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疏通或买通关系为子女修改考试成绩。二是直接参与或帮助子女作弊。为子女作弊出谋划策,为子女作弊找“枪手”或找作弊公司,疏通或买通关系为子女修改考试成绩等。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其影响也最恶劣:父母的不良行为对子女的示范作用。三是给子女提出根本达不到的过高要求,迫使子女铤而走险。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好就业,要求孩子在毕业前必须通过全国大学生四级英语考试,而如果孩子平时好玩,英语成绩很差,根本不可能通过考试,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孩子只好考试作弊,试图通过作弊过关。

  以上三种情形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望子成龙心切。如果孩子在成龙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他们就想方设法解决孩子们读书遇到的障碍,于是他们在子女的升学等教育考试中为子女作弊、帮子女作弊和迫使子女作弊。

  三是社会的价值导向偏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建设现代化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不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刺激人们成为高层次人才,这似乎给人一种导向:人才的层次越高就越光荣越富有。大多数教育考试的参加者都是青少年,社会的这种导向再加上家长的望子成龙的心态都会潜在地对他们发生作用。他们发现这些高级人才与他们经常看见和听说的“农民工”、“下岗职工”、“临时工”等之间的区别有如天壤。他们感到要想生活得荣华富贵 ,就得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千万不能进入“农民工”、“下岗职工”、“临时工”那样的社会底层。而要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就必须想方设法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教育考试关,不能让某一次考试淘汰出局。社会人为的两极分化的导向和结果,不能不说是许多人教育考试作弊的内在动因之一。


  四是教育及其考试制度的缺陷和偏颇。如前所述,我们的教育制度在不少方面迫使人们作弊。比如,按我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规定,升学考试一般一年只举行一次,如普通高考、成人高考、中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几乎都是如此。如果一个学生生病或其他某种原因不能正常发挥,就有可能上不了学,如本来可以上高中的,却上了中专,本来可以上本科的,却只能上专科;或者有可能上不了好学校,如本来可以上清华、北大的却上了其他的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考生或他的家长如果不想办法作弊,就会感到很亏。又如,按我国现行教育制度 ,许多教育机会或资源,只是根据考试成绩分配,无论是上学还是上好学,都是分数说了算,其他的因素几乎不考虑,而在所有可以作为教育机会或资源分配的要素(如平时的课业成绩、平时的综合表现等)中,考试成绩又是最方便作弊的,只要一次作弊成功,就可得到理想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胆大妄为的人就觉得何不一试呢。教育考试制度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过于重视笔试、过于重视知识的识记、过于重视闭卷等。这些问题也为人们作弊提供了不少的“理由”。

  五是惩治的力度不够,作弊的成本太低。我国由于对教育考试作弊的作恶性质认识不到位,所以对考试作弊的惩治力度极其不够。这主要体现在对大量存在的一般性作弊的处理方面。目前对考生在考场上作弊常见的处罚就是取消本次考试的所有成绩。这就是说让本次考试成绩作废就是该考生作弊一次的最高成本。这对一年只考一次的考试来说,考生的作弊成本还算高的,而对于一年两次或多次的教育来说,成本就很低了。例如,一位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考生作弊一次,所有的成本就是当次的成绩,另外加上很低廉的考试报名费 ,上半年的这次作弊被抓,下半年还可以考。这些年一些学校对教育考试作弊的考生加大了处罚力度,如有不少学校规定学生作弊一次取消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两次作弊劝其退学,这对于遏制作弊之风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但是,教育考试机构没有像高校这样的制约手段 ,面对社会考生作弊,考试机构束手无策。显然,作弊成本太低为一些考生敢于作弊且能够屡次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对考试作弊的综合整治

  作弊日益严重的态势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遏制这种态势,需要进行综合整治。有研究者提出对考试作弊要进行立体防治,要通过依法治考、科技治考和以德治考实现“打防结合,标本兼治”。这种看法很有见地。这里主要针对上面所分析的原因提出三条对策性的措施。

  第一,调整社会的价值导向和公众的价值取向。这是最难以实施的措施,但却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当代中国教育考试作弊之风日甚,总根子还是社会的价值导向和公众的价值取向存在偏颇,集中体现为过分看重占有紧缺或有限的社会资源。当人们发现理想的教育考试成绩才是通向占有更多的紧缺或有限的社会资源的道路时,他们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理想的考试成绩,当社会的制约机制缺位或不力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教育考试的严重作弊问题,需要反思和调整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众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不只是解决严重的教育考试作弊问题,而且解决当前我国社会其他不少重大社会问题,都需要调整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

  调整我国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取向,最主要的是要从全社会对占有紧缺或有限社会资源的过分热衷转向对一种优雅生存方式的普遍追求。这是一种在追求各种需要得到充分和协调满足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需要,在追求各种才能自由和尽情发挥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才能发挥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要求实现五个转变:(1)从争权夺利转向高扬个性;(2)从贪得无厌转向充实精神;(3)从穷奢极欲转向珍视生命;(4)从及时行乐转向关怀终极;(5)从自我中心转向博爱众生。如果价值导向和取向作了上述调整,人们就不会再把对紧缺或有限的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人生的惟一追求,也就不会只把眼光放在上高中和大学、上更好的高中和大学上,或者放在获得更高层次的学历和学位上,当然也就不再会把是否获得理想的教育考试成绩看作是天大的事情并为获得这种成绩而费尽心机作弊,从而给心灵留下永远不可抹去的污点。

  第二,改革和完善教育及其考试制度。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教育如何以人为本的问题,也就是要在解决教育的人性化问题。教育人性化,首先要求把受教育者当人看,其次要求把受教育者当目的看,最后还要求把受教育者当主体看。教育人性化问题的解决不只是个观念问题,需要相应的教育及其考试制度保障。我国的教育及其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如何使教育及其考试制度真正体现教育人性化要求。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国现行教育及其考试制度中的许多问题可望相应解决 ,特别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应试教育”、“求高教育”或“精英教育”、“专才教育”等弊端,使教育及其考试回归本来面目,使人们从容面对升学,从容面对考试。

  第三,建立教育考试诚信控制系统。教育考试舞弊和社会犯罪一样,其预防和治理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防范,即完善管理,使欲作弊者无机可乘;二是惩罚,即严厉处罚,使欲作弊者不敢作弊;三是自律,即诉诸良知,使考生自觉地不愿作弊。在今天的各类教育考试活动中,这三种方式都在发生作用,但也都存在着缺陷,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诚信教育考试控制系统。正因为如此,今天教育考试作弊之风仍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要有效遏制

  教育考试作弊之风,要使教育考试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整治,必须构建完善的诚信教育考试控制体系,从而实现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教育考试作弊,只能防范和惩治,不可能杜绝和根除。从防范和惩治的角度看,人们能做的工作是尽可能做到使人们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不必作弊。但是,即使这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也还会有人作弊。只要有教育考试,作弊就难以避免。其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永远不可能解决。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有长期与教育考试作弊作斗争的思想准备,立法、监督、惩处和教育并举,着眼于从源头上治理,建立长效机制。

来源:湖北教育考试网
责任编辑:liuna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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